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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良:一種不好的苗頭

作者:張宏良 發布時間:2019-12-18 18:52:55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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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一種不好的苗頭,就是為了歌頌那些制造災難的老人,便把一切責任全都推到了趙的頭上。趙是不是最大惡極我們暫且不論。在此我們只是指出文中一點,文中說趙1988年增發679.6億貨幣,造成了建國以來通貨膨脹最嚴重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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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在一天的貨幣發行量就差不多是趙一年的貨幣發行量,為什么沒有發生1988年的惡性通貨膨脹?道理很簡單,因為在此前的毛澤東時代貨幣發行量很小,幣值很穩定,主席一輩子的貨幣發行量都沒有超過700億,這就是那個時代一個普通工人能夠養活七八個孩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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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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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陳云、王震在1988

盛京廢人 金陵妙音坊 

       1988年,美國已經將“不戰而勝”的希望寄托在了趙紫陽的身上。而陳云王震,這兩位中共元老的最后日子里,他們都在不同場合,采取不同方式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懷念,表達了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的隱憂。

  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極為普通的一年。

  1988年,趙紫陽作為黨的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一線執政的唯一一個整年。

  這一年,對趙紫陽本人,意義自然是不平凡的。

  對其他人呢?對中國無數的勞苦大眾呢?1988年在歷史長河中存在的意義究竟在哪里呢?

  時光荏苒,如今似乎已經沒有幾個人還能記起1988年了,更沒有幾個人會想到就是這個普普通通的年份,竟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無數中國人的命運。

  回首1988,感慨良多,故成此文。

一、1988:被尼克松寄予厚望的趙紫陽

  1988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出版了一本著名的暢銷書——《1999:不戰而勝》。由于尼克松在這本書里十分坦率地提出了美國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反共革命運動”的三個條件、與非共產黨獨裁政權發展關系的四條指導方針以及美國在與蘇聯進行有效競爭過程中必須加強的六項關鍵性能力,并且較為準確地預測了美國在“美蘇爭霸”中將很快取得“不戰而勝”的成果,因此這本書即便是到了今天,依然不乏讀者。

  作為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美國政客,尼克松在這本書里當然要提到他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一些看法。在對鄧小平沒有成為托馬斯.潘恩式的“以結束共產主義統治為長遠目標的民主革命者”表示遺憾之余,尼克松特意提到了剛剛在中共十三大上當選為黨和人民軍隊主要領導人的趙紫陽。

  他說:“(趙紫陽)是個既有魄力又有才干的經濟學家和懂技術的領導人,但他也是個妙趣橫生甚至是個很有魅力的人。......趙紫陽積極贊同鄧小平的改革方案,他甚至還邁開了一些很有希望的新步子,.......最重要的可能是制訂新方針使共產黨不要插手政府日常事務。......至于鄧小平百年之后......這個領袖是否是趙紫陽,這取決于他作為政治策略家的手腕是否能和他作為經濟策略家已成功地顯示出的手腕相比美”。很明顯,尼克松對趙紫陽在中國政壇的未來發展寄予厚望,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位美國前總統已經將在中美博弈中“不戰而勝”的希望寄托在了趙紫陽的身上。那么,在尼克松先生殷殷期盼的目光之中,趙紫陽的表現究竟如何呢?

  1988年1月,由于全國零售物價總水平連續兩年大幅度上漲,直接造成了廣大工作在一線的干部、職工實際收入銳減的局面,在全國很多地區開始出現了搶購商品的狂潮。面對嚴峻的局勢,國家計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物資局聯名向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趙紫陽提出了一份采取措施穩定物價、穩定經濟的報告。讀了這份報告,趙紫陽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不要有了一個物價問題,就滿腦子物價,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作為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趙紫陽的言論無疑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對中國人民的生活都能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而這位總書記的上述論斷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在通貨膨脹危機已露端倪的1988年,全國繼續增發貨幣679.6億元,與1987年相比整整多增發了443億元,一躍成為新中國歷史上貨幣發行量最大的一年。與此相對應,全國零售物價繼續猛漲,總水平相比1987年繼續上升了18.5%,一躍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物價上升最快的一年。一時之間,多年來早已習慣了平穩物價的中國人面對如此失控的物價,驚懼、恐慌、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他們并不知道讓他們承受如此巨大壓力的風暴源頭,竟然就是酷愛打高爾夫球的趙紫陽總書記輕描淡寫的一句話!

  1988年3月25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式確認了關于趙紫陽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請求的決定。在這個決定正式公布前一個月,1988年2月25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在全國城鎮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實施方案》,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確了“使住房這個大商品進入消費品市場”的改革發展趨勢,第一次公開了“開發房地產市場,發展房地產金融和房地產業,促進房地產業、建筑業和建材工業發展”的全新構想。這份方案,對于當時已經習慣了統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納低廉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權的中國人來說,既感到好奇,又感到一絲對自己可能擁有私產的興奮。當很多年之后的中國人為自己的“房奴”身份感到苦惱,對居高不下的房價感到恐懼的時候,他們當中還有多少人會記起這份發布于1988年的普通文件呢?還有誰會記起當年曾在自己的潛意識里浮起的那份即將成為屬于自己的私有財產主人的興奮與快感呢?

  1988年6月16日,創刊整整30年,單期發行量曾經高達330萬冊的《紅旗》雜志在完成了最后一期的出版工作之后,悄然宣布停刊,徹底退出了新中國的意識形態陣地。就在“紅旗”落地的時候,一部名為《河殤》的電視系列專題片正在華夏大地上以十分迅捷的速度傳播著。熱烈地呼喚對蔚藍文明的皈依與順從,無情地嘲諷黃河文明的愚魯與落后,成了這部號稱要“啟蒙中國人思想”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題。實事求是地講,這部電視片的主題,即便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起來,依然顯得是那樣的偏激與極端,存在大量的硬傷與值得商榷之處。但是,1988年9月,趙紫陽在會見來華訪問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過程中,突然提出了要把一套電視片《河殤》的錄像帶贈送給李光耀的要求。面對著表情略帶錯愕的李光耀,趙紫陽很認真的說:“這部片子值得一看,我希望它能‘沖出亞洲,走向世界’”。一時之間,很多人都知道了,趙紫陽總書記的心是同《河殤》作者們的心緊密相通的。

  這就是趙紫陽的1988,一個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都在頑強地自我表現,充滿了趙紫陽特色的1988。應當說,趙紫陽的辛苦與努力確實沒有白費力氣,很多政治嗅覺靈敏的自由派人士在徹底搞清了趙的執政理念和政治思想之后,開始積極地為他“鼓與呼”了。

  1988年9月,香港《九十年代》雜志主編李怡用筆名“齊辛”在《信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大家長該退休》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李怡公開表示:“中國必須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要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在《九十年代》雜志的另一篇文章中,甚至有人發出了要讓趙紫陽成為“獨裁者”的呼吁。與此相呼應,北京的《經濟學周報》發表了一篇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緊密聯系的“政治學”學者嚴家其的談話錄。在這篇談話中,嚴家其很清楚地表示:“中國現在面臨著一個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利更迭的覆轍“。很多人都明白,嚴家其的這段話就是為了趙紫陽說的。對于這些甚囂塵上的“擁趙”輿論,趙紫陽表現得非常置身事外,他沒有做出任何表態。

  其實,很多時候,不表態就是一種最好的表態。

二、1988:憂心忡忡的“總會計師”陳云

  陳云,中共黨內最著名的經濟“操盤手”,高層領導中公認的經濟學家。當然,如果單從接受教育的程度來評價一個人的經濟學修養,陳云無論如何都是不夠格的。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陳云的履歷表中“學歷”這一欄永遠填寫的都是“小學”。但是,憑借著幾十年主管黨和國家的經濟工作取得的豐碩成果,陳云在中共黨內早已成為了在經濟工作領域最具有發言權,而且發言最具有權威性的一個獨特的客觀存在。

  在對經濟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感到極度的憂慮之中,陳云開始了自己的1988年。當趙紫陽在1988年年初提出要用主動漲價和提高工資的辦法來進行價格、工資改革的時候,陳云已經感到了一絲隱憂,他在多個不同場合反復強調了他在1980年12月黨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曾提出的觀點:“我看現在還是國家補貼、低工資的辦法好。不補貼,大漲價,大加工資,經濟上會亂套”。這些,無疑已經引起了趙紫陽潛意識里的不愉快。

  1988年5月18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來到美麗的杭州,向正在那里修養的陳云通報了由趙紫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價格、工資改革提出的最新意見。熟知陳云個性的姚依林努力運用最簡潔明了的語言向這位中共黨內的經濟元老通報道:“我們設想,從明年開始,每年價格上漲百分之十,連漲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筆賬。”聽到這,陳云突然問:“你看可以理順價格嗎?”姚依林謹慎地回答道:“我講的是初步理順,大概要用五年時間。”陳云不肯罷休,繼續問道:“物價連漲五年,情況會有什么變化?你們想過嗎?”姚依林答道:“價格總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資增加百分之百。”聽到這,陳云連連搖頭,表示懷疑。他說:“物價每年上漲百分之十,連漲五年,我打個很大問號。”面對陳云的質問,姚依林只好實話實說:“這條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沒有把握。”

  面對姚依林的遲疑,陳云突然提高了聲音:“問題是,物價連續上漲百分之十,影響的面很大。如果你們把這個計劃公布于眾,你去問問趙紫陽,他敢講不敢講?”姚依林答道:“那是非講不可的。”看著已經有些窘迫的姚依林,陳云輕輕嘆了口氣:“你們想過沒有,物價上漲后不拿工資的農民怎么辦?我們現在面臨的根本問題是把農民從土地轉出來,拿工資,比當農民好得多。但這個事很不容易。我們有生之年,農業過不了關。1984年糧食豐收,有些人頭腦發熱。我說,萬元戶沒有那么多,無糧則亂。當時,有些人就是不相信。”

  似乎是感到意猶未盡,5月28日陳云專門找到剛剛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的李鵬又進行了一次態度鮮明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陳云明確表達了自己反對擬議中的價格、工資改革辦法的觀點。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道:“每年物價上漲百分之十,辦不到。我是算賬派,腦子里有數目字。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

  出乎陳云意料之外的是,盡管他已如此明確的表達了他對可能引起經濟動蕩的經濟改革的憂慮,但他的意見仍然沒有引起新組建的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中央的認可,在最后通過的價格改革方案中,他的意見事實上已經被否定了。陳云沉默了。

  然而,迅速惡化的經濟形勢,迅速出現的全國性搶購商品和大量提取儲蓄存款的風潮完全印證了陳云的擔憂,當趙紫陽被迫在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承認“我們還是見事遲了,抓得晚了”之后,1988年10月8日上午,陳云專門同趙紫陽談了一次話。在這次談話中,陳云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并隨時總結經驗。”這里必須指出的是,陳云在以往的談話或文稿中有時也用過“市場經濟”的提法,但是在這次談話中,他特意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了“西方”兩個字。陳云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他的意思就是要明確告訴類似趙紫陽這樣盲目主張“全盤西化”的中共高層,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切照搬“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都是嚴重脫離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際的,是一定會陷入困境的,是一定行不通的。

  幾年之后,陳云在自己的談話中有一次提到了已經離開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崗位的趙紫陽,他說:“(趙紫陽這個人)一貫追求西方的所謂自由經濟,其實根本不懂。為人疏闊,愛聽信左右,不夠實事求是,關鍵時刻走到中央的對立面去了”。

  陳云的這段談話,自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對趙紫陽的評價無疑也是符合實際的。其實,對趙紫陽的這個看法,陳云早在1988年的焦慮之中就已經完全認定了。

三、1988:憤怒的“王胡子”

  如果用“憂慮”作為陳云在1988年的心理底色,那么,同樣作為中共的元老級人物,共和國副主席王震在1988年的心理底色只能用“憤怒”這個詞兒來形容了。

  1988年,王震已是80高齡的老人。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上的著名戰將,長期以來一直以打仗作風強硬,為人性格火爆而著稱于世。盡管王震一生其實并沒有長時間保持蓄須的歷史,但是人們依然從他強硬火爆的性格特點出發習慣稱其為“王胡子”。

  1988年,“王胡子”怒從何來?一言以蔽之,意識形態領域的烏煙瘴氣徹底激怒了這位共和國的元勛戰將。

  誠如本文前面所言,一部《河殤》徹底攪亂了1988年的中國思想界,而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對《河殤》的大力推廣與積極支持,無疑更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思想界的混亂狀態。在很多人選擇了緘默或觀望的時候,王震將軍終于爆發了!

  1988年9月30日下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閉幕式,正當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準備在例行詢問一下與會人員還有沒有什么事要說之后宣布大會閉幕的時候,在主席臺下列席會議的王震突然站起身來大聲喊道:“我來講幾句!”面對所有人投來的驚愕的目光,王震幾乎是用怒吼的方式完成了他的發言。他激動異常的說:

  “看了《河殤》,傷了我的心......傷了中華民族的心。《河殤》把中華民族誣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殤》從龍說起,說我們黃種人不好,說黃種人自私、愚昧,一連十二個黃字。趙紫陽總書記在十三大的報告有一個鏡頭。但后面是講的改革呀,改革呀。照那樣改,改到底,再過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鴉片戰爭那個年代!為什么這樣的壞東西能夠出很多書?!我堅決反對這個,要求向中央報告!”  對于王震的發言,趙紫陽很明顯是沒有心理準備的,在簡單搪塞了幾句之后,他便匆匆宣布散會了。事后,陳云感慨地說:“在正式舉行的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像‘王胡子’這樣個人挺身而出,慷慨陳詞,向黨中央報告自己對重大問題看法的,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過去從未有過”。

  在這次公開陳辭之前,王震其實已在多個不同的場合表達了他對《河殤》以及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亂像的憤怒。比如就在這次發言前不久,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自己的住所與工作人員議論電視系列片《河殤》時說:“現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澤東頭上加以批判,說他講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哪有這回事。這是下邊人說的。我1958年給毛主席匯報時,他還不相信有人會說這樣的話。他說過四、五、八(糧食綱要,即長江以南實現畝產800斤,黃河以南500斤,黃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趕美。超英趕美是指鋼產量,那時英國就是1000多萬噸鋼,美國6000萬噸鋼,毛主席講要用15年時間趕超。這有什么錯?實踐證明,我們很快超過去了嘛!說毛主席要割資本主義尾巴,這是陳永貴同志提出來的。毛主席說,還是留一點吧!割尾巴,那還不割出血來,還能不疼?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們一二十個人的會上說的,我當面親自聽到的。”

  在憤怒的背后,王震的心情其實是非常復雜的,從某種程度上講,他的心情甚至是很有些悲涼的。在他1988年的很多談話中都非常直率地表達了他對毛澤東主席的懷念,表達了他對毛澤東主席晚年作為的重新理解與更深刻的認識。比如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辦公室對幾位理論工作者談話時說道:“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么厲害,將來我去見毛澤東時,我要對他講,你講搞不好要改變顏色,過去我不懂,現在懂了!”

  80高齡的王震將軍終于懂了。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不斷丟城喪地的殘酷現實面前,他終于理解了毛澤東主席當年的一片苦心。

  好在,一切似乎還都不算太晚!

四、“1988年”之外的一點思考

  時間是一條緊密相連的索道。在通向未來的路上,時間的鎖鏈里總是潛藏著許多默默擴散著張力的邏輯碎片。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作為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的領導者,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里,趙紫陽第一次系統解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他說:“我們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只能循序漸進,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求純”,必須允許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存在,必須允許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原則長期存在,必須致力于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促進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發育,正確處理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關系。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也必須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秩序地逐步地展開”。對此,鄧小平只是簡單地批了五個字:“這個設計好。”

  1987年5月29日,趙紫陽對到訪的新加坡副總理吳作棟說:“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將來黨不會再插手政府事務,黨內將會有高度的民主”。

  在冠冕堂皇的說辭掩蓋下,趙紫陽完全在按照自己的思路行動著。在這樣的思想導引下,1988年,當趙紫陽的“改革”剛剛起步的時候,就迅速引發了中國社會的經濟動蕩和思想領域的大混亂,無疑是毫不奇怪的。正如美國人傅高義在他的著作《鄧小平時代》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實際上,趙紫陽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無限期拖后,他要讓那些希望經過短期整頓后黨會再次邁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人打消這種念頭。”

  1989年6月,趙紫陽由于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上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被撤銷了在黨內擔任的一切職務,成為第二個被鄧小平親自選定,又被鄧小平親自拿下的黨的總書記。

  1993年3月12日,王震去世。

  1995年4月10日,陳云去世。

  在這兩位中共元老的最后日子里,他們都在不同場合,采取不同方式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懷念,表達了他們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的隱憂。1990年4月,陳云在致信江澤民時,突然提到了利用宗教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問題,他說:“利用宗教,同我們爭奪群眾尤其是青年,是國外階級敵人的一個慣用伎倆,也是某些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丟失政權的一個慘痛教訓。中央應該切切實實地抓一抓這件大事,現在是時候了!”

  1993年1月底,重病中的王震向秘書交代,讓中央政策研究室來人,他要談事情。在這次類似政治遺言的談話中,王震又一次提到了毛澤東,提到了改革。他說:毛主席絕對不保守,絕對不閉關鎖國。解放初,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封鎖我們,扼殺我們,不讓我們開放。我們只能向蘇聯一面倒。后來,赫魯曉夫變了臉,美蘇聯手封鎖,扼殺我們,我們只有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一條路。日子過得苦啊!毛主席高瞻遠矚,決定搞乒乓外交,許多國家紛紛與我們建交,我們重返聯合國。這是我們后來改革開放的根本前提條件和基礎”,“毛主席主張干部的工資不要太高,干部要參加勞動,密切聯系群眾,接受群眾的監督,想用這些辦法縮小差別,防止官僚主義和產生新的剝削階級、階層。......兩極分化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就變了,就必然會有人造反,有人鬧事,12億人口的大國就會混亂不堪”。

  是嚴酷的現實教育了他們!

  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在北京去世。

  2015年1月,趙紫陽逝世十周年。有人認為應該紀念一下。

  紀念他的什么呢?

  或許應該紀念一下他用自己一生的作為說明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一切改革,都不應以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作為代價。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金沖及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四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9月1版

  《王震傳》,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1版

  《陳云珍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4月1版

  穆欣著《王震的三次長征》,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1版

  葉永烈著《他影響了中國-陳云全傳》,華夏出版社2013年4月1版

  尼克松著《1999年: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6月1版。

  傅高義著《鄧小平時代》,三聯書店出版社2013年1月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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